居延汉简是瑞典人贝格曼于1930年在居延烽燧遗址中发掘的简牍。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哈拉浩特文书被称为20世纪中国文明四大发现。
1972年，发掘汉简两万余枚，称为“居延新简”。2000年前后，考古专家对居延汉代烽燧遗址先后实施了三次发掘活动，前后获得的汉简共计500余枚。人们把出自额济纳河流域的汉简，叫作“额济纳汉简”。居延汉简主要被内蒙古博物院、甘肃简牍博物馆、阿拉善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等机构收藏。居延汉简多是汉代边塞屯戍档案，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居延汉简数量之多，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居延汉简分为竹、木两类，竹简占少部分，木简主要以当地所产胡杨、多枝柽柳为原材料。在木简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汉尺牍的简册，尺寸在22.5厘米到23.5厘米之间。居延汉简是记载居延地区历史的百科全书，是研究汉晋时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居延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居延汉简内容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居延汉简以其本身形状、书写名称区分有牒、检、板、檄、椠、简、两行等类。以其性质和用途区分，则分为文书类、簿册类、信札类、经籍类、杂类。居延汉简的纪年简中，书写时间最早的是刘彻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的是刘宏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居延汉简弥补了文献古籍略而不载或载而不详的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书上记载的错误，有的可以诠释文献古籍中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因而居延汉简无论其自身，还是其内容，都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历史与文物价值。
名称由来
1930年，瑞典学者沃尔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因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被发现而得名“居延汉简”。
发掘过程
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通过发掘的先后顺序分为居延旧简和居延新简，这些汉简总数量大约为三万枚。这些汉简时限大致在公元前一世纪初至公元二世纪初，大约三百余年间。“居延汉简”有纪年可考的，最早为刘彻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最晚为东汉刘秀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前后共经历143年之久，大部分属于西汉，武帝末年至王莽时期，属东汉时期的只有小部分。此外也有少数是和帝、殇帝、灵帝的简。后据唐人牛僧孺《续玄怪录·周静帝居延部落主》记载:周静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曾令人掘得一古宅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中有皮袋数千。槛旁有谷麦，触即为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文中所谓“竹简书”，当是汉代边塞的遗物，应是居延汉简的最早记载。宇文阐是北周最后一位皇帝，公元579一580年在位。其时距今已1400多年。因年代久远，当时情况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
第一批是1930年至1931年，1930年，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籍成员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今天甘肃省境内的额济纳河流域古遗址上，开掘了60个考古区，在殄北、甲渠和卅井等亭燧障塞，发掘清理出汉简1万余枚。共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破城子（A8）4422简，地湾（A33）2383简，大湾（A35）1334简。其中在21区里采集到总计上万枚简牍，因为这批汉简出土地区是居于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故称之为“居延汉简”，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居延汉简”出土后，由于中国学者的阻力，才使这批千余年前的古代简牍能够保留在中国。1931年5月底，简牍运到北京，瑞典方面提出让瑞典人高本汉、法国人保罗·伯希和参与研究工作，而中国方面则由马衡、刘半农（即刘复）主持研究工作。他们四人首先将简牍实物拍照共一式四份，而四人各占其一，大家根据照片考释、研究，如有疑问，则各自通信联络，定期交换研究成果和论文。1934年，刘复往内蒙古自治区绥远地区考察之际，突然逝世，后来选派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劳干，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纂向达、贺昌群，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余逊等人继续协助马衡研究，并由傅明德、傅振伦协助整理及编号。然后再根据原仓号、出土日期及地点作登记。其后马衡利用此批汉简撰写《记汉居延笔》《汉兵物簿记略》，傅振伦撰《道院简牍说》《汉武帝年号延和说》，贺昌群撰《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及《烽燧考》，陈槃写成《汉简遗偶述》和《汉晋遗简偶述续稿》等著作。在抗战年间的艰难岁月中，劳干根据手上的照片资料来研究，1941至1961年，分别出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居延汉简考‧版图之部》《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以及一系列论文，为汉简研究奠下重要基础。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又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发掘，出土了19000多枚汉简，乃历年出土最多者。20世纪这两次大规模发掘的居延汉简，其书写年代，上起西汉刘彻元朔元年（前128年），下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其中又以西刘弗陵（前86一前74年）时期的汉简最多。作为20世纪的重大考古成果，居延汉简为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及汉代的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居延甲渠简牍（居延新简）
1972年秋，甘肃省考古工作者对南起甘肃金塔县双城子、北到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居延的区域实施了一次大面积考古调查。在随后的两年里，考古人员对地处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以南50里荒漠之中的甲渠候官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后，一共出土了19700枚简牍，甘肃的考古专家称之为“居延新简”。这批居延新简的尺寸，大部分整简长度为23厘米左右；个别的简特别长，竟达88.2厘米。和当年出土的居延旧简一样，居延新简大多为木质简，有木简、木牍、觚等，各种类型齐全。其中的纪年简，涵盖了刘弗陵始元年间（前86一前80年）至司马炎太康四年（283年）的全部年份，而明确书有汉昭帝至新朝时期纪年的木简，就有500枚之多。居延新简的字体，有篆书、汉隶、古隶、章草等，堪称不拘一格，形式多样。
额济纳汉简
2000年前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所组成联合考察队，先后对甲渠塞“第七燧、第九燧、第十四燧、第十六燧”和察汗川吉及“第十六燧、第十七燧、第十八燧”东侧灰堆进行了发掘清理，前后获得的汉简共计500余枚。人们将这批出自额济纳河流域的汉简，叫作“额济纳汉简”。这些新获得的汉简中，有纪年文字的，有27枚，内容多为书檄、簿籍、律令、检等各种各样的行政文书。这些行政文书的字体有古隶、汉隶、草隶、章草、草书等。
发现地
居延汉简大多发掘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和甘肃省嘉峪关以东的金塔县境内肩水金关、大湾城、地湾城等汉代烽燧遗址，这些烽燧遗址因此而出名。
内容概述
居延汉简多是汉代边塞屯戍档案，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居延汉简多为木简，少数为竹简，书体为隶书章草。内容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
政治方面包括汉代的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等内容；经济方面有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储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等，其学术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军事方面，居延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障的文书档案。根据简文记载考证，汉代的居延地区设有两个都尉，即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肩水都尉府即为今大湾城遗址）。都尉有都尉府，都尉府属官有都尉丞、侯、千人、司马及其他僚属，都尉驻地称城，侯官所在称障。都尉下属有司马、千人、仓长等。都尉府直接下属的军事机构称侯官，侯官的下一级军事机构是部，部的下一级即燧。简文中所记载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见者为弩；科技文化方面，居延旧简中记载有《九九表》，同时，居延纪年简多载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这无疑是研究两汉朔、闰排列的第一手资料。
居延新简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成活动的变迁，而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如简册《塞上烽火品约》（共17枚），该册是研究汉代的烽燧制度以及边塞防御系统十分重要的资料。它是居延都尉辖下的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条例规定了在匈奴人人侵的不同地点、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等各种情况变化异常时，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方式，以及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正等内容。又如简册《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共36枚），是一份完整的诉论档案，阐明了汉代治狱刑讯制度的具体内容与诉讼辞的格式以及诉讼程序等。简册《甘露二年御史书》，是西汉宣帝时追查刘彻之子广陵王刘胥集团阴谋篡权活动的御史书，内容主要是在通缉叛逆逃犯时向全国发布的文件。再如《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简册，记载了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颁发的居延官吏俸禄文书，文中载有“居延都尉，奉谷月六十石”“居延都尉丞，奉谷月卅石”“居延令，奉谷月卅石”等内容。
《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木简，讲述了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来自中原的寇恩与当地甲渠候官粟君的一桩民事案件。寇恩以赶牛车拉货为生，受粟君雇佣运送货物，因报酬核算产生争议。案件审理中，居延县廷严格遵循汉律，经县廷—都乡—啬夫三级复核，最终判定粟君“政不直”，寇恩无需担责。此案印证了汉代法律已深入边疆地区，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共同准则。居延地区作为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寇恩远赴边塞谋生，粟君与民间的雇佣交易，是汉代多民族、跨区域经济共生的缩影。
《请麹求葵记》是一封书信，主要内容为某人写信求一二斗酒曲（麹）和野葵。这封信记载了汉代河西边塞种植的蔬菜‘葵’和酿酒的酒曲，为了解汉代河西吏卒日常饮食结构、酿酒工艺等提供了珍贵史料。
《甲渠候官以邮行》与《“不中程”处罚》简并列展示，反映了汉代邮亭传递文书的制度。“以邮行”一般为传送距离较远的重要文书，多以驿马、传马传递。若文书未能在规定时段内送达，会被官府评定为“不中程”或“留迟”，受到相应的处罚。
《仓颉篇》作为汉代童蒙读物，是习字读书的基础教材。汉代重视对官员才与德的考察，能书写5000字以上的人方可为‘史’。基层官吏为了升迁考核，提高公文写作水平，会在废弃简或空白简上练字，所以居延一带出土了很多以《仓颉篇》为主的习字简。
这些写满墨痕的简牍，上至军政举措，下至民生细节，从官吏俸禄发放到戍卒家书往来，从屯田耕作记录到日常事务条例，全方位再现了2000年前的边塞社会风貌，为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脉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
形制与分类
居延汉简就其质地分为竹、木两类。竹质的为简，木质的为牍，一般都称之为简。根据出土木简的材料鉴定，有松杉、毛白杨、水柳、多枝柽柳等。根据考古分析，戍卒中有分工制简的人员。一般是将简牍材料分散到各烽燧中，让有专长的戍卒制作成简，所以长短、宽窄、厚薄各异。出土的汉简，尺寸最长的有88.2厘米，最短的仅3.8厘米，多数为尺牍（汉代一尺约为今23.3厘米）。根据记载，居延汉简的制作程序是，先将原材料剖为木片，然后解为札条，加以刮削，最后刻上文字。观察出土木简，可见其上下两端锯齐后又略为磨平，如锯得不齐再用刀刮削，削痕清晰可见。木简两面光滑平整，棱角分明，木简横剖面为正角长方形。居延遗址出土的汉简依其自书名称，有牒、检、板、檄、椠、简、两行、觚、册、符、传、过所、削衣等类别。
牒：即牒书、通关文牒等。
检：是一种书署形式，可分为加封泥印钤者和不加封泥印钤而仅为器物文书标题的。
板：就是上下两板相合，便于保密封检的重要机密文书，这实际上是古代的邮书函信。这类简一般长度为23厘米左右，恰为汉代一尺，所以尺牍指函信是有其根源的。
檄：即檄书、檄文，长度一般也在23厘米左右，属于尺牍。重要的檄书还有封泥印钤，目的是为传递保密和引起重视。
两行：即指简牍较宽，可书写两行字。“两行”一词见于简牍自书，而其他历史文献绝少记载。
册：即多枚简牍串编而成册，一般都记录一个基本完整的内容。
符：即凭证或通行证之类的简，如虎符是能证明持符人的身份、事由的标记符，还有证明记录吏卒巡察烽燧是否到界的符，以及仓库、邸阁值勤的凭证等。
此外，封建等级制度在文牍形式上也有具体反映。有中央文书如诏书、制书等，地方文书如府书、应书、爱书等。记事簿籍如记载功名、奏事、吏卒名籍、粮钱账务、兵械、邮驿等内容的简，这类简在出土汉简中数量比较多。在居延汉简的简文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符号、习惯语和常用词。符号如□、●、▲等，习惯语除燧名、部名、仓名、人名、职名等外，还有如“不审日”（意思为某一日）、“爱书”（意思即为辩书、证书）、“功令”“秋射都试”（意思即每年秋天的骑射会试）等。
相关研究
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甫一出世便轰动了中国和世界学术界，为历史研究带来新鲜活力，学术界将贝格曼等人的发现与敦煌藏经洞的打开相提并论。居延汉简自1930年发现后，于次年5月运抵北京，由劳幹、马衡、余逊等先生分工合作，对汉简作整理、考释工作。1936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余逊二先生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被秘密护送至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拍摄成照片，准备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但在制版过程中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1941年，将居延汉简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劳幹一生致力于居延汉简之研究，20世纪40年代，根据照片写成《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图版和释文有较大改进。1957年，劳幹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在台湾公布，这是1930年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1960年，他又根据新出简文照片对《居延汉简考释》详细校改，出版《居延汉简·考释之部》，汉简的照片和释文有了比较准确的本子。198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照片和经过重新修订的释文，同时注明出土地点。1998年，《居延汉简补编》在台湾出版，对误释和未释的简牍进行释文的纠正和补充。近年来对居延新简的研究也有《居延新简》《居延新简释校》《居延新简集释》等大量专著问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谢桂华等人还出版了《额济纳汉简》。
与1930年发掘居延汉简相比，这次考察的范围要广得多，重点发掘的遗址全部严格按照考古规范进行。考古学家在每一个考古挖掘点上都画出探方，在文物出土的地点、层位、断代、编缀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系统的资料。考古学家们如此进行作业，不仅有利于整理、研究简牍，也有利于再现汉代烽燧的面貌。这一批新发现的居延汉简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成册的公文居多。据初步统计，成册公文有340多个，其中完整的有46册，不够完整的有218册，残缺较多的有80多册。甲渠侯官衙第22号房舍遗址，面积不足6平方米，考古学家们却在其中发现了900枚极具价值的木简，而这些木简包括了从王莽天凤到建武初年间40余册公文册，而且这些公文册完整或基本完整。考古学家据此判断，甲渠侯官衙第22号房舍遗址应为当时的档案室，否则就难以合理地解释此地为什么会如此集中地保留这么多的公文册。20世纪70年代的这一次集中考察，为期4年，共发掘出约两万余枚汉简。实际上，这一次考古发掘是中国历来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
居延汉简自1930年现世至今，从事释文考订引用证史的中外学者已有数百人，与居延有关的论文著述已有数千种。学者们从单纯研究孤立的简文，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复原各类文书档案。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文字考释转向更多更高的研究，以陈梦家、永田英正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将古文字学、考古学的方法纳人简牍研究的范畴。近年来，居延汉简的研究不断向多领域拓展。如有人研究汉简在书法艺术上的贡献，笔法灵动、质朴自然、结构谨严的汉简遗墨篆、隶、楷、行、草诸体咸备，体现了中国艺术思想中“大道至简”“道法自然”的艺术境界。
馆藏与展览
2014年以来，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馆先后在上海市、宝鸡市、呼和浩特市、酒泉市、武威市、大连市等地进行居延汉简文物巡展；2019年10月和2023年9月，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馆举办了两届居延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等18个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历史与考古研究专家学者围绕“居延文化”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2025年12月28日，“简”读居延——居延遗址出土汉简专题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展览甄选400件（套）居延遗址出土汉简、器物、文书等珍贵文物，配合沉浸式互动体验，带领游客穿越两千年，体验汉代边塞社会的日常肌理。2026年2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居延汉简亮相内蒙古博物院 展现两千年前的边塞图景》，报道了“‘简’读居延——居延遗址出土汉简专题展”日前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
居延汉简主要被内蒙古博物院、甘肃简牍博物馆、阿拉善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等多家机构收藏。
相关事件
居延汉简是在1930年由瑞典人贝格曼在古居延地区的大湾、地湾、甲渠候官遗址等处最早发现的，因它同晋朝出土的《汲冢汉简》一样是举世瞩目的珍宝，所以不久后便被北京大学收藏。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进占北大校园，将许多古书、碑帖拓片一焚了之，“居延汉简”也面临灭顶之灾，很多学者忧心如焚。于是在一天深夜，助教沈仲章、语言学副研究员周殿富连同另外一位工友，冒险将简牍偷出并藏到了工友家中。几天后，就有一个叫三佐的日本特务来查看汉简，发现汉简不见后马上命令全城戒严并进行搜查。沈仲章闻讯后连夜扮成难民逃到了天津市。在被盘查的时候，《居延汉简》的清理清单就藏在他的草帽中，沈仲章竭力保持镇静，假装听不懂日本话的憨厚模样，混过检查，住进了意大利租界。虽然逃过一劫，但他更担心的是考虑如何把国宝运至上海市。不久，日军开始进攻上海，于是他又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危难之际，他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取得了联系。徐森玉的爱国激情促使他冒险来津。经过仔细磋商后，徐森玉要沈仲章独自秘密将木简由北平市运往天津，再转运香港特别行政区，由他另外安排人接货。沈仲章欣然答应。
《居延汉简》的失落，早已引起日方注意。交通要道上的检查极为严密，运走国宝极其困难且危险重重。经反复筹划之后，沈仲章佯装逃难，将国宝交给中立国瑞士的伯利洋行代办托运，《居延汉简》终于顺利到达天津市。木简到津后，一晃半年过去了却仍无法起运香港。1937年12月底，日本特工人员注意到了沈仲章。此后，他只好三天两头在租界内调换住处。然而，最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是寄存在伯利洋行的两箱国宝。沈仲章心急如焚，只得冒险买票，希望尽快离津去港。眼看开船日期就要到了，沈仲章还是没有想出上船的好办法。他只好事前买通检查员和搬运工，最终躲过了日本兵的检查，将国宝运上轮船。趁轮船在青岛市装货之机，沈仲章上岸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电。可没想到这时候有11艘日舰向青岛港开来，船长担心发生不测，丢下上岸的乘客逃走了。沈仲章只好又费尽周折想办法去香港。《居延汉简》到达香港后，由蒋梦麟先生存放到香港大学图书馆。沈仲章在港期间，废寝忘食地将木简拍照、剪贴、编号、排列、编写索引。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眼看香港也将沦陷，《居延汉简》只得第二次逃难。经很多学者商量后，由胡适先生设法运到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宝方最终躲过劫难。
价值影响
居延汉简为研究居延边塞乃至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科技、民族、宗教等学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弥补了文献古籍略而不载或载而不详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书上记载的错误，有的可以为文献古籍记载述而不明之处作诠释。因而居延汉简无论其自身，还是其内容，都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历史与文物价值。
居延汉简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第一，居延简牍的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简牍作为出土的一种历史资料，它虽属历史语文学的范畴，但它内容丰富繁杂，涉及范围很广，自身又具有一种独立的文化内涵。就拿居延汉简来说，根据劳干先生的研究，可把它归纳为七大类:第一类是简牍之制，如封简、检署、露布、版书、符券等；第二类是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如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等；第三类是有关史事文件举例，如刘彻诏书、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族等；第四类是有关河西四郡问题，如四郡建制及福禄县、武威市、居延城、居延地望等内容；第五类是边塞制度，如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等；第六类是边塞生活，如粮食、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着、缣帛、古代记时之法、五夜等；第七类是书牍与文字，如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急就篇》等。从分类看，居延汉简的内容包罗万象，把边塞地区的政治制度、军事防御、屯戍生活、社会状况记述得详尽入微。其中的许多记载都是正史和其他文献资料上没有的，这为研究汉代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不可低估。
第二，居延汉简不仅形成了一门学科简牍学，而且这门学科已成为国际显学。自《玄怪录》记载北周末年发现第一枚居延汉简以来，直到20世纪初在居延一带出土大批汉简，汉简引起了世人瞩目，国内外潜心研究者不乏其人，其中王国维、劳干、陈梦家等专家学者的成就较大，《流沙坠简》《居延汉简考释》《汉简缀述》等一批专著相继问世，为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时期的发掘尚属初期阶段，发掘手段也较落后，真正运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是在建国以后才开始的。1959一1992年，先后在破城子、肩水金关、大湾城等地方发掘出土大批汉简，从事整理和研究简牍的工作者也不断增加，一批科学论文不断丰富和充实了简牍研究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简牍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简牍学。简牍学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从事秦汉魏晋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极为重视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包括历史学、语文学、社会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因而，随着简牍的不断发掘、整理和研究，使这门学科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的国际显学。
第三，居延汉简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居延汉简内容丰富，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它不仅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历史，而且还保留了一些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涉及汉代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领域的珍贵资料。特别是完整的簿册，反映的内容丰富而有价值，表现在它全部为原始记录的文书档案，是当时当事人的笔录，或为部属记述经主吏过目，或为原文书的抄本。不少文书档案，详述了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人物、事件明明白白，使不少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跃然简上。其中有纪年简1222枚，从刘彻元朔元年至新朝及东汉建武初年，年号基本上是连续的。比如简文中对汉代边塞地区的侯官、部、关三种军事建筑的规模、布局、结构、建筑方法以及军事性能的记载，不仅丰富了古代建筑史和军事建筑学的内容，弥补了正史记载之不足，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及屯戍活动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到20世纪90年代，除少数爱书简、律令简已发表外，学者对其他汉简仍在继续研究，包括考释文字、复原册簿形制和全面整理分析简册内容等。
第四，居延汉简科学发掘保证了进行综合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居延汉简是以科学发掘而获得，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层位与地点的准确位置，从而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明其时代、地点与机构性质。如发掘记录、摄影、测量、绘图以及等高线测定等，都为简牍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数据和依据，科学挖掘保证了进行综合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为历史学、考古学研究开拓出一条宽广的道路。
参考资料 >
“简”读居延 看汉简中跨越两千年的边塞故事.新华网.2026-02-10
戈壁遗珍——居延汉简(下).内蒙古新闻网.2024-03-21
CCTV.央视网.2024-03-21
中国“四大汉简”，美了2000多年!.腾讯网.2024-03-21
隶书系列 | 〔西汉〕居延汉简 多图看细节.澎湃新闻.2026-02-10
居延汉简:穿越千年的国之瑰宝.实践杂志社.2026-02-10
居延汉简:穿越千年的国之瑰宝.腾讯网.2026-02-10
阿拉善印记:居延汉简.内蒙古新闻网.2026-02-18
重现汉代生活——居延汉简.中国文化研究院.2026-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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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遗珍居延汉简.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库.2026-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