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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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器时代(英文名:Iron Age)是一个考古学名词,是丹麦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于1836年提出的三时代系统的最后的主要时期。三时代系统共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

考古学研究的铁器时代,主要是使用铁器的最初时期,包括一些民族史前文化中的铁器文化阶段。就世界范围而言,这一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1500~1000年。由于铁比青铜坚硬,早期铁器时代在青铜时代之后,但人类知道铁并不比认识青铜晚,在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墓葬和乌尔王陵里就出土过铁,不过当时的铁大多是陨铁,所谓人工制品,只是偶然熔化铁矿石而得到。真正的人工铁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才出现,小亚细亚半岛东部山地的赫梯人是冶铁技术的发明者。铁器发明后,因赫梯王国严禁冶铁术外传,在一段时间里,铁产量极少,价格昂贵,铁器只被当作珍贵礼品在一些国家的宫廷间传送。直到前13世纪赫梯王国灭亡,铁的垄断被打破,人类历史上的铁器时代才真正来临。在公元前10世纪,与赫梯邻近的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希腊地区已普遍用铁,之后,冶铁术经叙利亚传入两河流域、中亚北非,又经希腊传到东欧和西欧。公元前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液态生铁冶炼技术。这种技术是把铁矿石与木炭交替铺设在高炉中,加热到1150~1300摄氏度,使其变成铁水,并通过模具,铸造成各种形状的铁器。在欧亚大草原,早期铁器时代的游牧民族创造了富有特色的斯基泰文化和萨尔马泰文化。朝鲜半岛日本最早的铁器都是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燕、齐等国传入的。世界上有些地区用铁很晚,美洲的美洲原住民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在西方殖民者到达以前都不知用铁。这些地区没有经历过早期铁器时代。

随着铁器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铁器逐步取代了青铜器,创造了新的辉煌。铁器的出现,使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和更大面积农田的耕作成为可能,标志着新一代社会生产力的形成,对农业、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的社会文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人类历史进步。

历史沿革

考古学研究的铁器时代,主要是使用铁器的最初时期,包括一些民族史前文化中的铁器文化阶段。就世界范围而言,这一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1500~前1000年。由于铁比青铜坚硬,铁器的使用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自然界中铁矿分布远比铜矿普遍,铁器发明后较短时期内便得以普及,淘汰了青铜器未能淘汰的石器。因此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后,社会生产获得巨大的发展,人类历史产生了深刻变化。

铁器的发明与传播

早期铁器时代在青铜时代之后,但人类知道铁,并不比认识青铜晚。在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墓葬和乌尔王陵里就出土过铁,而埃及前王朝还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乌尔第一王朝时期也只是刚刚进入青铜时代。不过当时的铁大多是陨铁,所谓人工制品,只是偶然熔化铁矿石而得到。真正的人工铁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才出现,小亚细亚半岛东部山地的赫梯人是冶铁技术的发明者。

铁器发明后,因赫梯王国严禁冶铁术外传,在一段时间里,铁产量极少,价格昂贵,铁器只被当作珍贵礼品在一些国家的宫廷间传送。直到前13世纪赫梯王国灭亡,铁的垄断被打破,人类历史上的铁器时代才真正来临。与赫梯邻近的今巴勒斯坦叙利亚希腊地区首先学会冶铁,这些地区在公元前10世纪,与赫梯邻近的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希腊地区已普遍用铁。以后,冶铁术经叙利亚传入两河流域、中亚北非,又经希腊传到东欧和西欧。

西亚和北非

铁器传入西亚、北非原文明古国地区后,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先后促成亚述波斯帝国兴起。装备着精良铁兵器的亚述军队所向无敌,迅速占领西亚、北非广大地区;大流士一世建立了版图空前的波斯帝国,把势力伸展到中亚、欧洲印度。亚述和波斯首都建起宏伟壮丽的宫殿。苏萨的波斯王宫,屋顶以高20米的雄伟石柱支撑,波斯波利斯古城的王宫大厅可以容纳近万人。在两河流域,短暂崛起的新巴比伦王国扩建了巴比伦古城,这座著名的古城是当时西亚最繁荣巨大的城市,王宫内的空中花园以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而闻名于世。埃及在此时虽然没有建立强大的国家,但铁器促进了经济繁荣,商品货币代替物物交换,还开凿了尼罗河红海间的运河。由于这些地区在青铜时代已有奴隶制的高度发展,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后社会和文化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西亚北非原来落后的地区在铁器传入后,社会有了显著进步。如小亚细亚半岛东部的乌拉尔图王国人原本处在原始氏族社会,此时建立起奴隶制国家,一度成为西亚强国。今苏丹埃塞俄比亚地区,从埃及传入铁器后也迅速发展,先后建立起麦罗埃王国和阿克苏姆王国

欧洲

希腊半岛在迈锡尼文明毁灭后,退回到氏族部落社会。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后,氏族部落制度很快解体,到公元前8世纪,建立起许多奴隶制城邦国家,希腊古典文明逐渐形成。古典时期的希腊,手工业、商业、航海业兴盛,科学文化发达,对日后的欧洲有深远影响。正是铁器,使古希腊人在文化创造上取得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及的地位”。古罗马人创造的早期铁器时代文明晚于古希腊人,但后来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大罗马帝国,修建了古代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罗马古城

在中欧、西欧广大地区,此时仍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但铁器文化发达,凯尔特人创造了哈尔施塔特文化和拉登文化。凯尔特人的铁器工艺水平很高,各部族建立起以城堡为中心的大居民点。

欧亚大草原和非洲内陆

在欧亚大草原,早期铁器时代的游牧民族创造了富有特色的斯基泰文化和萨尔马泰文化。斯基泰文化以粗犷的斯基泰野兽纹著称。斯基泰人还建立起保留氏族部落组织形式的奴隶制王国。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有了铁器后,先后出现加纳马里刚果等王国。

南亚和东南亚

入迁的雅利安人给南亚次大陆带来了铁器。公元前6世纪后,恒河流域产生了16个奴隶制国家,进入城市繁荣时期。其后强大的孔雀王朝兴起,统一了印度半岛大部分地区,南亚第一次出现大帝国。早期铁器时代的南亚,已有佛教建筑和艺术,如桑吉大塔和阿旃陀石窟

在东南亚,泰国的班清墓地曾出土公元前第1千纪的铁器。但一般认为,东南亚是在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3世纪末,今越南北部传入中国的冶铁技术。公元2世纪,越南中部建立起林邑,已会制造铁器。此时,今柬埔寨地区出现扶南,已能制造载百人的铁甲木船,并由海上向外扩张,与中国和印度有了使节交聘和贸易往来。

中国

中国于何时发明铁器,过去说法不一。经过成分分析,藁城区台西遗址出土的铁刃铜钺的刃部为陨铁。20世纪90年代,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国君墓中出土了铜柄铁剑和铁援铜戈等数件铁器,表明在公元前8世纪初的西周公国末期,中原地区已使用铁器。它们多为铜铁复制品,这表明当时铁很少。在中国,铸铁和块炼铁技术几乎同时出现,这应与当地具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有关。这也表明中国古代的冶铁工艺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新疆地区,也相继发现公元前1千纪的铁器,多为小型工具和饰物,其来源有待进行研究。进入春秋时期,铁器的数量有所增加,多为农业生产工具,主要发现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

战国时期铁器逐渐普及,并被传播至东北、华南等地。铁器的广泛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耕地和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农耕技术不断提高,手工业发达兴盛,金属铸币大量发行,商业明显发展。新建的邯郸市燕下都遗址等列国首都规模宏大,城内修建有规模巨大的夯土台宫殿建筑。

秦汉,铁器的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到东汉,铁器全面取代青铜器。此时的王陵和皇家宫室建筑规模更加巨大,尤以秦咸阳城、秦始皇陵、汉长安和西汉王陵的规模最为宏伟。

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朝鲜半岛和日本最早的铁器都是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燕、齐等国传入的。随着刘彻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乐浪郡等四郡,冶铁和铁器制造技术相继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促进了这些地区铁器的普及以及生产和社会的飞跃式发展。

其他地区

世界上有些地区用铁很晚,美洲的美洲原住民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在西方殖民者到达以前都不知用铁。这些地区没有经历过早期铁器时代。

相关影响

随着铁器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铁器逐步取代了青铜器,创造了新的辉煌。铁器的出现,使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和更大面积农田的耕作成为可能,标志着新一代社会生产力的形成,对农业、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的社会文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人类历史进步。

政治军事

铁器的发展对社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产生了重要影响。东西方都在铁器时代进行大型庙宇、宫殿、道路及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如罗马帝国的竞技场、大秦帝国的长城等。铁器的使用使战争的规模和强度明显提升,战略战术也有所变化。刀剑、矛戟等铁制武器的使用,使军队在战争中拥有更强大的战斗力;铁甲、铁炮等军事装备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防御能力和军事实力。拥有高质量铁器的国家或部落往往能在冲突中占据优势,铁器的制造成为政治和军备竞争的关键要素之一。

在军事方面,主要体现在古战道应用方面,如永清古战道、张坊古战道和亳州曹操运兵道等。其中,永清古战道(图1.6)位于京津之间的河北省永清县,曾是宋辽两国连年征战的古战场,以南关为起点,呈两条主线分别向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延伸,犹如一只展翅的不死鸟,一翅直指信安镇,另一翅指向霸州镇,硐体结构呈立体分布,最浅处距离地表不足1m,深处则达5m,硐体高矮不一,宽窄不一,延伸曲折,走向不定。

生产力革命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各地开始使用铁器,并出现了大量的铁器制造工坊。这一时期的铁器以农具等日常生活工具和武器为主,铁器的较多使用,标志着新一代社会生产力的形成,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产量。战国中期以后,铁器已取代铜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

铁器的引入使农具的质量和耐久性大大提高。传统的农具如木制犁、锄头容易磨损,需要频繁维修甚至更换。相比之下,铁犁、铁锄等铁制农具,具有更好的耐用性和适应性,使耕作更加精细和高效,增加了农田的产出,有力地支持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对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亚洲地区出现了精耕细作的桑田鱼塘和长距离的运河工程,欧洲昔日的原始森林变成了大片麦田。同时,铁器的广泛使用改变了古代农耕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

社会结构

铁器的出现促进了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在铁器时代,人们开始专门从事铁制品的制造和交易,促进了专业技术的发展,催化了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铁器的生产需要矿工、冶工、工匠、商人等多种职业的协同合作,同时,铁器的广泛使用使农民投入体力劳动得以减轻,有更多时间从事其他活动,如手工艺、商业交流等,进一步丰富并完善了社会中的职业体系,促进了经济发展。

市政方面

在市政方面,主要体现在各时期皇宫或首都的排水系统,如明清北京城,如图1.3所示。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加建外郭,形成“凸”字形格局。整个紫禁城北高南低而形成坡度,高度差1.22m,使其自身具备自流排泄的能力。宫里院内均设有纵横交错的明沟、暗渠,其中暗渠接近中轴线的部位较浅(0.4~0.5m),反之则较深(1~2m);以皇帝走的正中御道为分水线,分水线东西两边的地势逐渐降低,形成又一坡度,雨水可通过沟渠从东西两侧流入护城河。紫禁城外部又有三道防线可防止洪水泛滥:第一道为护城河、大明濠及太平湖,第二道为西苑太液池、后海;第三道为外金水河筒子河

仓储方面

在仓储方面,主要体现在各时期的官仓,如隋朝的六大粮仓:洛口仓、回洛仓、黎阳仓、广通仓、河阳仓及常平仓。其中,兴洛仓(又称洛口仓)建于隋大业二年(606年),仓城周围广二十余里,“穿三千窖,每窖容八千石”,“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守卫”,据史料记载估算,整座仓储漕米2400万石,居隋代官仓储量之首。

交通方面

典型应用为汉中石门是世界上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通车山体隧道。战国时期,为修建褒斜道,采用火烧、水激的方法开凿,后经历代修凿,方开通。石硐呈南北向,走向与褒谷河道平行,底部高度与栈道在同一水平线上,总长15.75m、宽4.15m、高3.6m。

地下陵墓是最为广泛、历史最为悠久的地下空间应用。我国帝王陵寝数量众多、历史悠久、布局严谨、建筑宏伟、工艺精湛,如著名的明十三陵清东陵等。

在宗教方面,应用主要体现在各类佛教石窟和佛教地宫,如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再如扶风县法门寺大同市的华严寺铜地宫等。

地下居住

截至2022年,人类考古发现了世界上3个地区存在着较集中的地下住宅和村庄,其中中国中部、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地区是规模最大的地下住宅区。这里大部分地区的黄土土质疏松,易于挖掘,可以方便地用手工挖出2~3m宽、5~10m长的房间,且具有土壤含水不多、湿度不大、冬暖夏凉、施工便利、无运输材料之劳等优点,使得中国至今仍有数千万人生活在黄土窑洞里,其中以豫西河南荥阳至渑池一带较为典型,如图1.9所示为河南陕州一处典型的地坑院。

铁器文化

中亚为例:这里所说的中亚指传统意义上的内陆亚洲,范围包括伊朗东部、阿富汗、中国新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南部,以及巴基斯坦等地区。这里的早期铁器时代可以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代表着该地区第二次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出现了一些王国或寡头政体。

伊朗

伊朗西北部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以哈桑鲁遗址(注)三至五期为代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前1450~前1100年,第二阶段为前1100~前800年,第三阶段为前800~前500年。哈桑鲁遗址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开始,出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磨光灰陶陶器。这种文化传统的向东扩散,对伊朗中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同时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朗中北部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以锡亚尔克遗址五期遗存(CemeteryA)、后希萨尔三期文化为代表,年代为前1200~前900年。陶器以磨光灰陶为特点。锡亚尔克遗址第五期与第四期遗存之间存在较长时间的文化间断现象,新来的定居者在旧的废墟上重新建设了大型的宫殿式建筑。伊朗东北部霍拉桑省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以土轮遗址为代表,绝对年代为前1100~前800年。该地区在经历了青铜时代晚期长时间的文化发展间断之后,在这一时期再次出现了以红色或灰黑色磨光陶器为特征的文化现象,并对其东边的地区产生了影响作用。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有达希斯坦文化(注)和亚兹一期文化(注)。达希斯坦文化主要分布于科佩特山西麓西段,靠近里海东岸地区的穆尔加布河(注)三角洲地带,年代为前800~前600年。此时期城市的规模已扩展到1平方千米或更大,城中有土坯建筑的城堡,是统治者的政治中心所在,城堡周围有多间结构的普通居住环境。经济类型以农业为主,发现有50~60千米的水渠灌溉系统。同时,存在家畜饲养、狩猎、渔捞等经济成分。陶器为轮制,以磨光灰陶为主,器形有三足、长颈壶、带流罐等。工具和武器仍然以铜器为主,种类有长剑、镞等,铁器只发现有残部。石刀、石凿、石杵、石桌等。这种以磨光灰陶为特点的文化其来源与伊朗东北部戈甘同时代文化的向东扩散有关。亚兹一期文化分布于科佩特山东麓东段,年代为前1500~前1100年。其他的重要发现有厄尔肯遗址(注)、乌鲁格遗址(注)。亚兹遗址位于穆尔加布河下游的三角洲地带,此时期的城市中见有土坯建成的城堡和纪念性高台建筑,周围有长方形带拱顶的房子,应是城堡守备者的居所,城内还分布有许多普通的居址和商铺。新出现软陶泥,陶色为红色或灰黑色,均为手制,器形为圜底的壶、钵、罐,彩陶纹样为几何形构图的三角纹等。这种彩陶因素的来源方向与该地区青铜时代晚期的纳马兹加六期文化传统有一定的联系。

哈萨克斯坦

锡尔河下游三角洲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是一些大型的土墓,以塔吉肯墓地(注)为代表,年代为前800~前500年。墓葬为土坯建成的圆柱形结构,最大的直径达25米,有的在两个墓葬之间建有方形的土坯围墙。此类墓葬大多被盗,未发掘出土有价值的文物,但据信有一些精美的陶器、金器、珠宝等应该出自这些墓葬中。关于这些墓葬的文化属性,有学者推论是草原地区塞克人(注)的一个分支。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以楚斯特文化(注)为代表,年代为前1100~前770年,重要的遗址还有达尔维尔津遗址(注)、阿卡尔遗址(注)等,已经发现的40余处遗址主要分布在锡尔河上游支流卡拉河(注)岸边。聚落外围发现有土坯建成的护墙,居址为半地穴式房子,也有地面起建的土坯房子,墓葬埋在居址的地面以下。经济类型以农业为主,兼营家畜饲养业,发现有许多贮藏粮食的窖穴,谷物的种类有小麦、大麦、粟等。出土的石工具有磨盘、磨棒、纺轮等,骨器有态射、纺轮,铜器有斧、长刀、刀、针、镜、项饰等,铁器有刀和其他器类的残迹。陶器为手制,陶衣为红黑彩,纹样母题为连续的几何三角纹、对三角纹、棋盘格纹等,器形有碗、圜底钵、罐等。楚斯特文化的农业技术来源于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青铜时代的农业文化传统,陶器中也见有印度河流域早期文化的影响因素,但这种文化的主体植根于本地的文化传统之中。

花剌子模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以阿米拉巴德文化(注)为代表,年代为前800~前700年。该文化主要分布于阿姆河的支流阿克恰河流域(注),在这里发现的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聚落。陶器为手制,器壁厚重,磨光,器表有几何形刻纹装饰,器形有罐等。铜器有锥、针、镞、镰等,铁器只发现了残部。经济类型以灌溉农业为主,有水渠系统。这种灌溉农业的技术来源于当地的青铜时代文化传统。

阿富汗

在阿姆河中游左岸,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山前地带,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以提尔雅遗址(注)为代表,年代为前1400~前900年。聚落中发现有圆形的城堡,文化面貌接近亚兹第一至二期文化,代表着巴克特里亚王国地区的一种城市化和早期国家形态的生活方式。在随后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巴克特里亚被居鲁士大帝征服,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版图也包括了马尔吉亚纳和索格底亚纳地区。

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

阿姆河上游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地区的广大地区,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以萨卡文化(注)为代表,年代为前800~前200年,重要的发现有伊塞克湖附近的金人墓等。墓葬地表一般有封土标志,墓室为竖穴土坑或竖穴偏室结构,陶器一般只见手制的平底罐等,铜器有短剑、刀、马具、带柄镜、釜及各种饰牌,铁器有短剑、刀、镞等,石器有四足石祭台。在金人墓中还出土有大量的金银饰品,墓主人以头戴尖帽为特征。萨卡文化的分布不限于上述地区,在中部天山七河地区费尔干纳盆地帕米尔高原、一直到锡尔河下游地区都有发现,由于各地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所表现的特点也不尽相同。总体上看,萨卡文化的经济形态以骑马游牧为主,但在一些靠近南方农业人群较近的地区,如锡尔河下游地区的萨卡人群也过着定居的生活,有一定的农业经济规模。萨卡文化的来源复杂多样,一方面继承了本地青铜时代晚期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若干因素,另一方面受到欧亚草原地区新出现的骑马民族文化的广泛影响。

中国新疆

中亚东部中国新疆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已有众多发现,并具有区域文化的若干特点。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一线,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以察吾乎文化为代表,重要的发现有察吾乎沟口墓葬群、莫呼查汗墓地、群巴克墓地等,年代为前1000~前400年。遗存主要是地表有石堆标志的竖穴石室墓,墓旁常附葬马头坑。出土陶器中常见彩单耳带流罐等器形,软陶泥的构图母题以各种几何形连续回纹、棋盘格纹、三角纹为多见。铜器有马衔、马镳、矛、刀、短剑等,这类文化的经济类型以骑马游牧经济为主,其文化来源与西部地区更早阶段游牧文化人群向东迁移活动有一定的联系。塔里木盆地南缘车尔臣河流域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以扎滚鲁克文化为代表,重要的发现有扎滚鲁克墓葬群、加瓦艾日克墓地等,年代为前700~前200年,该文化晚期的部分遗存在当地可以一直延续到汉时期。墓葬多为大型的丛葬墓,长方形竖穴结构,有的顶部有木构的棚架,以多人多次合葬为主。随葬陶器多见素面的深腹钵、单耳带流罐、单耳罐等;木器有盒、单耳杯、竖箜篌、弓、梳子等,部分木器上刻有写实动物造型的图案;铜器有带扣、镜、小刀;铁器有剑、刀、铆钉、戒指等。扎滚鲁克文化的经济类型也以骑马游牧经济为主,其文化来源与察吾乎文化的向西扩散有直接的关系。

新疆东部哈密盆地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以五堡子沟遗址群遗存为代表,重要的发现还有拜其尔墓地、黑沟梁墓地、红山口遗址等,年代为前800~前200年。这类遗存的聚落为圆形或长方形的卵石围砌的石构建筑,居址内有火塘,遗物有陶器、石器、铜器、铁器和骨器等。墓葬为地表有石围标志的石构墓葬,有的有石椁,有的用木椁,随葬品有素面的单耳罐、壶、圜足豆等,铁器有刀,多见金银的装饰品,有虎纹金牌饰、盘羊首金饰、鹰首金牌饰等。该文化的经济类型以骑马游牧为主体,文化来源与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人群的向东扩散有关。

新疆东部吐鲁番盆地的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以苏贝希文化晚期遗存为代表,重要的发现有洋海墓地第3~4期遗存,年代为前800~前200年。墓葬为竖穴土坑结构。陶器多见红衣黑彩的软陶泥,以连续的锯齿纹、三角纹为母题,变化多样,器形有各种单耳的罐、杯、壶、豆等;铜器有刀、马衔;铁器有刀;木器有马镳、弓、箜篌、梳子、桶、盘、纺轮、取火器等,木桶上多刻划有写实动物纹造型的图案。经济形态以骑马游牧为主,兼营部分狩猎和农业经济。苏贝希文化早期遗存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其晚期遗存除继承早期阶段的因素外,大量吸收了来自阿尔泰地区早期游牧文化的众多因素,特别是动物纹的造型艺术风格,这类遗存的扩散也对新疆南疆南部地区的一些文化产生了影响。

新疆东部吐鲁番盆地的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以苏贝希文化晚期遗存为代表,重要的发现有洋海墓地第3~4期遗存,年代为前800~前200年。墓葬为竖穴土坑结构。陶器多见红衣黑彩的软陶泥,以连续的锯齿纹、三角纹为母题,变化多样,器形有各种单耳的罐、杯、壶、豆等;铜器有刀、马衔;铁器有刀;木器有马镳、弓、箜篌、梳子、桶、盘、纺轮、取火器等,木桶上多刻划有写实动物纹造型的图案。经济形态以骑马游牧为主,兼营部分狩猎和农业经济。苏贝希文化早期遗存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其晚期遗存除继承早期阶段的因素外,大量吸收了来自阿尔泰地区早期游牧文化的众多因素,特别是动物纹的造型艺术风格,这类遗存的扩散也对新疆南疆南部地区的一些文化产生了影响。

新疆中部天山山谷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以索墩布拉克文化为代表,重要的发现有穷科克一号墓地、索墩布拉克墓地、哈拉图拜墓地等,年代为前1000~前200年。墓葬为地面有圆形石堆封土结构的竖穴土坑墓,随葬的陶器有长颈壶、钵、单耳杯等,软陶泥为红衣黑彩,以三角纹、网格纹、平行线纹为母题;铜器有刀、镜、镞、耳环;铁器有刀、剑、锥等;石器有磨刀石。常发现铁刀与羊骶骨共同随葬的现象,经济形态以游牧为主。这类文化遗存在伊犁河流域有广泛的分布,其文化因素的来源方向也十分复杂,是此时期天山中部地区多种文化和人群相互交融形成的结果。

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以东塔勒德类型遗存为代表,重要的发现有东塔勒德墓地、图瓦新村墓地等,年代为前800~前500年。墓葬地表有土石结构的圆形封土标志,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有的有石椁或木椁结构。随葬陶器有素面的壶、平底罐、杯等,铜器有节约、熊形饰、鹿角形饰、环、泡饰等,还常见大量的金饰品,有羊、虎、雪豹、野猪、鹿、狼等动物造型,也有金花、金珠饰、金坠饰等,还发现有玛瑙珠、绿松石饰件和石珠等。除东塔勒德类型遗存外,还见有另一类早期铁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以塑柯尔特墓地为代表,年代为前500~前200年。墓葬地表有圆形封土,墓葬为竖穴土坑或竖穴木棺结构。流行整匹马随葬,陶器有壶,铁器有剑、鹤嘴锄、镞、刀、马衔,铜器有镜、泡饰等。以上这两种文化的经济形态都以骑马游牧为主,其文化来源与阿尔泰共和国山西部地区同时期早期骑马民族人群的扩散有关。

历史地位

铁器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随着铁器制作技艺的持续创新和精进,铁器不仅具有突出的实用价值,还在形态、纹饰上呈现出独特的美感,体现出较高的审美价值。同时,铁器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地位和文化的象征,出现在一些国家的宗教仪式中,一些铁制品还被用作礼物、赠品,反映了铁器在社会活动中的文化价值。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铁器的发展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体现,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铁器的出现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大大提高,耕地能够带来稳定的食物来源,人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推动了社会的专业化分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格局,同时也提升了审美水平,促进了艺术和文化的繁荣。

考古发现

“铁器时代”是一个考古学名词,是丹麦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于1836年提出的三时代系统的最后的主要时期。三时代系统共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

考古学是通过实物资料研究古代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其中的实物资料既包括人工制品或通常所说的文物,也包括与人类生存关系密切的所谓“自然遗物”。这些实物反映着古人在技术、社会、信仰和环境利用开发等方面的信息,都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但它们不会自证其价值,因而需要从不同角度采用跨学科手段,运用科技考古方法取得可以信赖的经过实证的信息,才能获知其意义,也才能使文物本体及其价值得以长久保存,世代传承。因为古人的生活丰富多彩,对考古出土实物分析、研究的方法也多种多样。

中国冶铁技术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截至2021年,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铁器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部和小亚细亚地区,时代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赫梯人墓葬中出土铜柄铁刃匕首,经检测为人工冶炼制品,说明安纳托里亚高原居民最早掌握人工制铁术。公元前1500年以后,除安纳托里亚高原外,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出土的铁制品数量逐渐增加。公元前1500年至1000年间,冶铁技术通过欧洲亚洲北非的部分地区向外传播。R.F.Tylecote指出,冶铁技术自公元前800至公元前500年由伊朗传播到印度和中国。近年来的发现与研究表明,恒河平原中部的居民,早在公元前第2千纪早已经掌握了冶炼、制作和使用铁器的技术,且印度冶铁技术可能是独立起源的。

北方地区曾在藁城区台西村、平谷刘家河、河南虢国墓地和浚县辛村出土了7件商周(前14~前9世纪)铜和陨铁的复合器。中原地区居民大概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才开始有了人工冶铁技术的萌芽。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3件陨铁制品和3件块炼铁制品;山西天马—曲村-天马遗址出土春秋早期偏晚不成器形的2件生铁残片及春秋中期的条形铁片;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时期墓葬的M27出土铁援铜戈和铁刃铜刀2件铁器,年代定为春秋早期偏晚。新疆是早期铁器的发现集中区域之一。哈密焉不拉克墓地31号墓出土一件残铁刀,这座墓的碳十四年代为3240±135年。轮台群巴克出土铁器较多,有铁剑、镰刀和锥,一座墓中常常数件,不像是铁器初传状态,这一墓地的年代上限在前10世纪。和静县察吾呼沟文化第一期墓葬M98出土一件铁刀,年代当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吐鲁番市洋海墓地一座早期墓葬出土一件铜铁合体器物,同墓中见有管銎战斧,铜铃等,类型考察年代不晚公元前10世纪。近年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河流域发掘上千座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多随葬软陶泥,铁器是最常见的随葬器,多为小铁刀、铁锥等,可谓完全普及。穷科克墓地3号墓葬出土彩陶与铁刀,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在公元前12世纪。

根据这些发现,陈戈认为新疆地区自公元前1000年左右进入到早期铁器时代。唐际根认为中国境内人工冶铁最初始于新疆地区,时间约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即中原地区的商末周初时期。韩建业提出公元前2千纪末期新疆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偏早阶段,公元前1千纪中期进行早期铁器时代偏晚阶段。郭物认为新疆出土最早的铁器的年代约为公元前9世纪,并认为这些早期铁器可能来自伊朗的西北部,其时间在公元前10至前9世纪。早期铁器在中国境内出土的总的情况是,中原地区相对较晚,主要集中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偏西地区。西方起源的冶铁技术,经由新疆传入中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铁器究竟什么时代传入新疆,并继而东传,仍是一个问题。

2009年,甘肃临潭磨沟遗址的M444和M633出土铁条和铁锈块2件铁器。M633与铁器共存的有红陶双大耳罐、高领圆腹罐和豆,其中还有一件属寺洼文化为灰陶罐,年代比M444早,属于齐家向寺洼文化的过渡阶段。这件残锈的铁条是由块炼渗碳钢锻打而成,系人工冶铁制品。2件样品的碳十四测年,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1430至1260年,M633用人骨测的碳十四并经过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510到1310年,均为寺洼文化早期,铁器的时代大体可判定在公元前14世纪左右。这2件铁器被认为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土最早的人工冶铁证据。陈建立认为,如果陈旗磨沟的铁器是本土制作的,那么应该具备相应的技术条件,而根据墓地出土铜器的检测分析来看,冶铁技术的出现亦有可能。种种迹象表明,中原地区的块炼铁技术源自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新疆和甘青地区可能是一通道。

2015至2016年,勒克吉仁台沟口发现一处青铜冶炼有关的大型聚落遗址。其中遗址中发现与冶炼有关的遗迹房址F2,房址的面积180平方米(长15.3、宽11.8米),内有成排规整的柱洞、火塘、灰坑、卵石坑、原煤堆放点。火塘位于房的中部,用长条卵石围砌(长径2.25、短径1.75米),房内出土有大量兽骨和陶、石器,另有铜刀、铜颗粒、陶范等。陶范是2件可以拼合的铜镜和铜锥的一体合用范。F6房址建筑面积更大,达374平方米,室内面积240平方米,是一座更大的大型公共房屋建筑,火塘用薄石片栽埋,长方形,长2.8、宽1.6米,火塘周边见对称分布的柱洞,火塘北部发现有堆煤迹象。房内有灰坑、石堆、卵石坑、炉渣等,另见有2件小铜刀。遗址中的大型房子,保留面积数平方米的火塘,还发现有矿石、陶风管、炉渣、坩埚残部,烧结的炉壁残块,还伴出铸铜的陶范和小块石范,以及铜器。阮秋荣等认为,吉仁台沟口大型聚落遗址显然与冶炼有关,是一处重要的冶铜聚落址。煤块、煤堆、煤渣和未燃尽的原煤和煤的堆放点等的发现,证明已经使用煤为冶炼的燃料。

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为夹砂灰陶,少量夹砂红陶。器物有筒型罐、鼓腹罐、折肩罐、小陶杯等平底器,有带管流和鋬耳的圜底罐。陶器以素面陶为主,鼓腹罐口颈部多附加泥条,泥条上饰指甲纹或压印纹,形成花边口沿。遗址的整体文化面貌,依旧反映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特征,只是其中的鼓腹陶器,可能受到了西北、天山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那些刻划纹、戳印纹、弦纹、珍珠纹、由内向外戳刺形成的乳丁纹、指甲纹、几何状斜线纹等,则是传统的欧亚草原陶器装饰风格。经北京大学和美国Beta放射性实验室碳十四测定,经树轮校正后的遗址上限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遗址中出土3件铁块。是目前中国境内有准确层位关系和科学测年铁器中最早的3件。

孙危认为,是吐火罗人把铁器从西亚经欧亚草原带到新疆,然后随着吐火罗人向东迁徙,传播到中原地区,颜那亚文化的晚期阶段(公元前2500年以后)正是源自西亚地区的早期铁器向外传播的时期,而南俄草原地区又与小亚细亚半岛地区毗邻。我们推断,吐火罗人有可能在此时接触到了并开始使用铁器。其后,属于印欧人种集团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把欧亚草原的冶铜技术推到一个新的高峰。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两支文化的人群,学会冶铁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孙危提出早期铁器自西而东传播的时间和线路存在的可能性凸显出来。约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以前,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成员,再向天山地区迁徙过程中,不断寻找新的铜矿资源,青铜冶铸技术步入辉煌鼎盛阶段,并开始冶炼铁器,冶铁技术最早在伊犁河流域普及开来。在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的时候,人工冶铁技术断续地东向传播,经天山通路,传播到甘肃省,继而东传,公元前1千初开始出现在中原地区。

——官田遗址的发掘

2023年,官田遗址的发掘,不仅解决了汉晋时期武陵山区铁工业技术、作坊布局、产品类型等具体问题的考古,更为认识汉晋时期南方地区郡县乃至乡亭冶铁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宝贵资料。

冶炼铸造,是中国古代社会繁荣的经济与技术基础之一。秦汉,中国独特的生铁冶炼技术和管理制度,奠定了秦汉帝国在世界文明中的领先地位。在位于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坪村的官田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南方地区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汉晋时期铸铁作坊。这表明,当时先进的冶炼和铁器制造技艺不断从中原向周边区域扩散。

官田遗址约有1800年历史。2015年,官田遗址首次发掘550平方米,发现存在生铁铸造活动。2020年至2022年,为配合地方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再次进行发掘,揭露面积3500平方米。本次发掘新发现了多种类型的加工炉遗迹、加工作坊遗迹,还发现铸范、炉渣、坩埚、铁屑、陶权等一系列冶铸遗物。

通常的遗址发掘,发现房址、墓葬后,即可较为准确地判断其遗迹功能结构。但在冶金考古中,面对残缺的遗迹,要获知其具体性质,还需要专业的冶金知识以及多学科检验手段。“边发掘、边检测、边探讨、边实验”的理念,在此次冶金考古中得到很好的贯彻。

官田遗址出土了大量铁器,有铁刀、铁锸、铁斧、铁条等,保存程度不一。我们挑选了部分残碎铁器送往四川大学进行检测,发现绝大部分铁器都经历过生铁脱碳工艺。这说明,遗址出土的“铁刀”已经是钢制品了,它们实际上是“钢刀”。铁器实为钢器,暗示遗址上或许存在将生铁变为钢材的退火脱碳工艺。

为进一步判断遗址的性质和内涵,我们先后挑选了铁器、炉渣、石料等各类标本寄往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湖南文物保护重点实验室等多个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炉渣均经过熔炼,并发现了熔炼用的坩埚材料,但没有发现经过冶炼的炉渣和铁矿石。据此可以判断,遗址应存在熔炼、铸造生产工艺,但并不存在冶炼工艺。

碳14的测年数据显示,遗址的主要存续年代为东汉至三国两晋时期,与遗址中出土的陶瓷器年代相对应。通过对遗址中植物遗存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粮食以小米为主,其次是水稻;当时利用的树种有多种,如竹类、榆木、椎木等。这些信息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当时的生产、生活环境。

“现场模拟实验”,是官田遗址考古发掘的一大特色。发掘过程中,我们随时通过实验对新发现进行验证。遗址发现的长方形地穴加工炉,我们猜测其为生铁熔化的加工炉。为“复刻”生铁熔化的过程,我们决定砌筑一个竖炉,特意邀请拥有20余年冶炼经验的当地老工匠主持实验。从竖炉的高度和空间设计、砌筑材料的选择到燃料的投放、鼓风、温度控制,都严格遵循本地传统工艺要求。竖炉确实将生铁块熔化成铁水了。然而,由于熔炉容积过大,筑炉材料不佳,火力过猛导致炉壁破裂,温度无法再加高,铁水熔化量不足。后来我们吸取教训,将炉型改为一种小的圆形熔炉,通过鼓风机鼓风,将温度提高到1300摄氏度以上。持续20分钟后,坩埚内的生铁块顺利熔化成液态。随后,我们用铁钳夹出坩埚,将铁水倒在事先准备好的范具之中,铸成铁器。实验过程中,一些小铁珠滴落在浇铸现场,这与遗址上采集的小铁珠形状、大小都接近,由此证明,遗址上确实存在着铸造工艺。

此外,研究人员还做了锻打、熔炼、烧制木炭、石块破碎、退火脱碳等一系列模拟实验,这对于判断各种遗迹的性质、提高对冶金工艺流程的认识,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官田遗址的发掘,不仅解决了汉晋时期武陵山区铁工业技术、作坊布局、产品类型等具体问题的考古,更为认识汉晋时期南方地区郡县乃至乡亭冶铁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宝贵资料。从更大的视野来看,也对研究古代钢铁技术传播乃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具有一定价值。

相关概念

冶金技术的进步与古代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从青铜器时代的铜器制造演变到铁器时代的铁器制造,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在农业方面,冶金技术的进步使得农具得到改进,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进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军事方面,冶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兵器的进步,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为了冶炼出更好的金属,人们不断研究和探索新的冶炼方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有效带动了社会生产生活相关领域发展。

在经历了漫长的青铜时代后,技术的发展进步使熔炼炉的温度逐渐可以达到1100摄氏度,这也使铁的冶炼走进人类生产生活。与青铜器相比,铁器更加坚固耐用,能够生产出更为高效的农具、武器和其他工具。世界铁器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500年,铁器的发展在世界各地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人类历史进程带来了重大影响。

公元前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液态生铁冶炼技术。这种技术是把铁矿石与木炭交替铺设在高炉中,加热到1150~1300摄氏度,使其变成铁水,并通过模具,铸造成各种形状的铁器。战国时期中国已经广泛地使用生铁制造的工具,而欧洲直到14世纪才炼出生铁。中国生铁技术发明比较早,很重要的原因是掌握了高温冶炼技术,较早发明了高大的竖炉,且配套强劲的鼓风助燃系统。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已掌握了用牛皮囊来鼓风冶铁的方法。《礼记》中说:“良冶之子,必学为裘”,就是说要成为一名好的冶铸者,必须先学会缝制鼓风皮囊。

中国的铁器制造技术在汉代得到进一步提升。西汉兴起“百炼钢”技术,钢的质量大大提高。西汉中期出现了炒钢,即将生铁炒成半液体半固体状态,并进行搅拌,利用铁矿物或空气中的氧进行脱碳,借以达到需要的含碳量,再反复热锻,打成钢制品。炒钢的发明,打破了先前生铁不能转为熟铁的界限,使原先各行其是的两个冶炼工艺系统得以沟通,成为统一的钢铁冶炼技术体系。这是继生铁冶铸之后,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史上又一重大事件。

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阳郡知府杜诗发明了水排,利用水力冲动筒车,通过曲柄连杆机构将回转运动转变为连杆的往复运动,从而带动皮橐鼓风助燃,不但节省了人力、畜力,而且提高了鼓风能力。水排对中国古代冶铁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水排的广泛使用,三国时期的冶铁业得到发展,铁制工具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质量也同步提高。钢是铁与少量碳合金化的产物,具有更强的硬度和耐用性。在钢的生产中,燃料仍是木炭,但由于生产钢需要更高的温度和更精确的控制,燃料的使用量持续扩大,钢铁生产技术在此时期达到了较高水平。

宋元时期广泛使用以筒车和风轮驱动的鼓风炉,进一步提高了冶炼的效率和温度控制。新的冶炼设备和技术改进,使得冶铁过程中对燃料的利用更加充分,铁的冶炼效率和质量稳步提升。

在明清时期,冶铁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创新。炼铁过程中采用了更加高效的冶炼设备和冶炼工艺,木炭仍作为主要燃料和还原剂,但同时引入了煤炭等燃料,冶炼条件得以优化。

冶金技术的进步离不开能源的使用和发展。在中国铁冶炼历史的不同阶段,能源的使用情况也有所变化,从早期的木炭逐渐发展为煤炭等燃料,从人力、畜力到水力、风力。中国的冶金历经多个时期的技术创新和进步,对中国社会文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资料 >

智能聚合(3)全部展开.术语在线.2026-04-09

..2026-04-06

"铁器时代"意味什么.中国青年网.2026-04-09

..2026-04-06

方 辉: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方 辉: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2026-04-09

中国冶铁技术起源的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国冶铁技术起源的发现与研究综述.2026-04-09

解开一千八百年前铸铁成钢之谜(考古进行时).人民网.2026-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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